第一百三十三章 一老一小两个阴比
翰林院编修孙嘉淦,在李言继位没几天,年届不惑的孙嘉淦给新皇帝上书,劝诫三件事:亲骨肉、停捐纳、罢西兵。还提出了新朝铜钱里的铸钱弊端,李言赏识其敢言直谏,提升他为国子监司业,相当于最高学府的教务长。
李言想着孙嘉淦年轻有为,和自己同龄,是谏臣也是能臣,更是难得的清官。
查贪官、平冤狱、整修河道、调和民族矛盾,办过许多出色的事。一生当过兵部、吏部、刑部、工部“四部尚书“,还当过直隶、湖广两任总督。最后死的时候是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。
如此能臣,等历练几年便将他放到都察院任为左都御史,专管监察
就这样,满人多半治军,汉人多半治国,满汉制衡,天下就可保持安稳!
改革从古自今都是一件番天覆地的大事,不可儿戏视之,涉及到汉人利益的时候,用满人压着,而整顿旗务的时候,再用汉人镇着;
动地方的时候,就要按抚京城,动京城的时候,一定要地方安宁;
刷新吏治整顿贪腐的时候,也是如此,动文官的时候,就要稳住军队,整顿军队的时候,就要朝堂一心。
甚至还要更仔细的划分步聚,不能急
一步一步来,一块做好了,再做下一块,自己有的是时间,不能像原剧中老四那样,只争朝夕,满人汉人京里地方官场军中,一块儿来,搞得天下沸腾,举世皆敌!
改革虽难,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势,孙子兵法言,善战者,先胜而后求战;不善战者,先战而后求胜!
简单来说,就是善于打仗的人,总是在战端开启之前,在决定胜负的各项因素上,加以调节,增强自己力量,破坏敌方的力量。最后大局已定的情况下,再通过战场上的具体形势,将最后的胜利体现出来。
而不善于打仗的人,总是像赌徒一样将胜负押在血肉相博的战场上,企图通过直接作战,侥幸获得胜利,殊不可取。
改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,并不是从具体颁布各项措施给地方施行的时候,也不是在朝中商议的时候,而是从李言决定改革的那一刻,战斗已经开始了。
李言要做的就在在大多数即得利益者还没有意识的情况下,潜移默化,润物细无声的改变朝堂局势。
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名义,或者党争的借口,在众人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,温水煮青蛙,一点点儿的将有可能支持改革的朝臣,稍无声息的放在重要的位置上。然后打击消弱,有可能反对改革的即得利益臣子。
因为以这样的名义反对的人最少,等到众臣意识到自己是在为改革铺路,等到朝堂中提请商议变革的时候,大局已定,改革派早已占据了上风。
再由表现良好,提前释放的老四等人提出改革,自己做壁上观,以中立的名义,纵横捭阖。自己就是那支左右天平的砝码,只有在双方最有可能达到一致的情况下,操控局势的力量。
而不是亲自上场平衡另一端,将身家性命交到别人手中的主要力量。
改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
不是发布政令的时候,也不是第一次提出在朝堂商议的时候;而是在李言登基的时候,或者说康熙决定立老四或老十为太子的时候,或许更早从第一次废太子的时候,就已经在康熙的心里开始酝酿了。
在康熙和老四老十的心里,改革早就在施行了。
康熙最后选择自己,或许就是看重了,自己比老四更能隐藏,处事更杀仗果决,而表面上又能交好诸皇子和群臣。
皇帝是不能得罪群臣的,否则,轻则换代,重则改朝
康熙最后选择自己继位,放弃了老四,根本原因不在于老四的犯错,还是在衡量全局和个人能力之后的综合考量。
说的直白点,康熙觉得李言是个老阴比,能对付得了那些老奸巨猾的即得利润者。而老四有点太直了,狠劲是有了,就是不够阴险。
李言也有些汗颜,和诸兄弟的争斗,十年前就胜了。
这十年不过是在和康熙斗法罢了,斗的是阳谋大势,两人可以说是棋逢对手,将遇良材。直到最后半年,康熙才侥幸胜了半筹,二人斗了十年,而其它皇子,竟然都没有察觉,不败才怪了。
康熙是大清第一阴比,李言就是第二阴比!
李言真想对老爷子说一声冤枉啊,第二阴的是邬思道,自己只是苟了点而已。
另外有些贪生怕死
总之,自己是皇帝,不能犯险,以后的斗争自己要超然其上,哪边能胜利,自己就站在哪边,决不能亲自上场,这才是自己从康熙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政治智慧。
追缴国库欠款的时候,康熙明明是想要将那些大臣的欠款追回的,但连他也没有想到,反对的力量竟然那样强大。最后连康熙也不得不屈从大势,选择妥协,惩处了一心办差的老四,安抚了那些欠款的大臣,实在窝囊。
明明是国库的银子被人借去,现在讨回竟然犯了众怒,那些人殴打田文镜,借魏东亭的丧事哭闹,对抗的是老四吗?
不是
老四办的是康熙的差事,他们明着反对的是老四,其实暗地里对抗的还是康熙。
老头子心知肚明,就算再愤怒,也是无可奈何,古往今来上位者不愿意承认,却又不捏着鼻子认帐的一个事实就是,众怒真的难犯。
人民群众是得罪不起的!
就连坐了一辈子皇帝的康熙,最后也不得不将罪过推到老四身上,自己出来做好人,收拾自己惹下的滥摊子。处理了两个典型份子,打压了老四和田文镜,最后提拔年羹尧,明眼人都能看出来,这是康熙对老四心怀愧疚的补尝。
这也是老爷子最后的倔强和傲娇!
可怜老年竟然看不清局势,认为老四完蛋了,想抓住老八抛过来的橄榄枝,真是糊涂透顶!
老年的问题和隆科多的毛病差不多,就是历练不够,眼光不行,只能看到事情的表面,无法洞察事物的本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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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言想着孙嘉淦年轻有为,和自己同龄,是谏臣也是能臣,更是难得的清官。
查贪官、平冤狱、整修河道、调和民族矛盾,办过许多出色的事。一生当过兵部、吏部、刑部、工部“四部尚书“,还当过直隶、湖广两任总督。最后死的时候是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。
如此能臣,等历练几年便将他放到都察院任为左都御史,专管监察
就这样,满人多半治军,汉人多半治国,满汉制衡,天下就可保持安稳!
改革从古自今都是一件番天覆地的大事,不可儿戏视之,涉及到汉人利益的时候,用满人压着,而整顿旗务的时候,再用汉人镇着;
动地方的时候,就要按抚京城,动京城的时候,一定要地方安宁;
刷新吏治整顿贪腐的时候,也是如此,动文官的时候,就要稳住军队,整顿军队的时候,就要朝堂一心。
甚至还要更仔细的划分步聚,不能急
一步一步来,一块做好了,再做下一块,自己有的是时间,不能像原剧中老四那样,只争朝夕,满人汉人京里地方官场军中,一块儿来,搞得天下沸腾,举世皆敌!
改革虽难,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势,孙子兵法言,善战者,先胜而后求战;不善战者,先战而后求胜!
简单来说,就是善于打仗的人,总是在战端开启之前,在决定胜负的各项因素上,加以调节,增强自己力量,破坏敌方的力量。最后大局已定的情况下,再通过战场上的具体形势,将最后的胜利体现出来。
而不善于打仗的人,总是像赌徒一样将胜负押在血肉相博的战场上,企图通过直接作战,侥幸获得胜利,殊不可取。
改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,并不是从具体颁布各项措施给地方施行的时候,也不是在朝中商议的时候,而是从李言决定改革的那一刻,战斗已经开始了。
李言要做的就在在大多数即得利益者还没有意识的情况下,潜移默化,润物细无声的改变朝堂局势。
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名义,或者党争的借口,在众人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,温水煮青蛙,一点点儿的将有可能支持改革的朝臣,稍无声息的放在重要的位置上。然后打击消弱,有可能反对改革的即得利益臣子。
因为以这样的名义反对的人最少,等到众臣意识到自己是在为改革铺路,等到朝堂中提请商议变革的时候,大局已定,改革派早已占据了上风。
再由表现良好,提前释放的老四等人提出改革,自己做壁上观,以中立的名义,纵横捭阖。自己就是那支左右天平的砝码,只有在双方最有可能达到一致的情况下,操控局势的力量。
而不是亲自上场平衡另一端,将身家性命交到别人手中的主要力量。
改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
不是发布政令的时候,也不是第一次提出在朝堂商议的时候;而是在李言登基的时候,或者说康熙决定立老四或老十为太子的时候,或许更早从第一次废太子的时候,就已经在康熙的心里开始酝酿了。
在康熙和老四老十的心里,改革早就在施行了。
康熙最后选择自己,或许就是看重了,自己比老四更能隐藏,处事更杀仗果决,而表面上又能交好诸皇子和群臣。
皇帝是不能得罪群臣的,否则,轻则换代,重则改朝
康熙最后选择自己继位,放弃了老四,根本原因不在于老四的犯错,还是在衡量全局和个人能力之后的综合考量。
说的直白点,康熙觉得李言是个老阴比,能对付得了那些老奸巨猾的即得利润者。而老四有点太直了,狠劲是有了,就是不够阴险。
李言也有些汗颜,和诸兄弟的争斗,十年前就胜了。
这十年不过是在和康熙斗法罢了,斗的是阳谋大势,两人可以说是棋逢对手,将遇良材。直到最后半年,康熙才侥幸胜了半筹,二人斗了十年,而其它皇子,竟然都没有察觉,不败才怪了。
康熙是大清第一阴比,李言就是第二阴比!
李言真想对老爷子说一声冤枉啊,第二阴的是邬思道,自己只是苟了点而已。
另外有些贪生怕死
总之,自己是皇帝,不能犯险,以后的斗争自己要超然其上,哪边能胜利,自己就站在哪边,决不能亲自上场,这才是自己从康熙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政治智慧。
追缴国库欠款的时候,康熙明明是想要将那些大臣的欠款追回的,但连他也没有想到,反对的力量竟然那样强大。最后连康熙也不得不屈从大势,选择妥协,惩处了一心办差的老四,安抚了那些欠款的大臣,实在窝囊。
明明是国库的银子被人借去,现在讨回竟然犯了众怒,那些人殴打田文镜,借魏东亭的丧事哭闹,对抗的是老四吗?
不是
老四办的是康熙的差事,他们明着反对的是老四,其实暗地里对抗的还是康熙。
老头子心知肚明,就算再愤怒,也是无可奈何,古往今来上位者不愿意承认,却又不捏着鼻子认帐的一个事实就是,众怒真的难犯。
人民群众是得罪不起的!
就连坐了一辈子皇帝的康熙,最后也不得不将罪过推到老四身上,自己出来做好人,收拾自己惹下的滥摊子。处理了两个典型份子,打压了老四和田文镜,最后提拔年羹尧,明眼人都能看出来,这是康熙对老四心怀愧疚的补尝。
这也是老爷子最后的倔强和傲娇!
可怜老年竟然看不清局势,认为老四完蛋了,想抓住老八抛过来的橄榄枝,真是糊涂透顶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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