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八十一章 蛰伏
第一百八十一章蛰伏
由于出发点不同,美国公使马慕瑞和英国公使麻克类,在对吴安平及其掌控的西北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态度这一问题,两人很难达成一致意见。美国放眼于长远的经济利益,而英国,则主要是想维持目前在中国的优势地位,一个主动,一个被动,虽然双方将尽可能保持行动一致,但具体到倾向采用手段,实质却各有不同。
但两人最起码达成一项共识,那就是吴安平已足够强大,具备牵扯中国军情政局变化的能力。对西北,英美两国都有些鞭长莫及,难以施加必要的影响,但马慕瑞认为无妨先与之接触,麻克类却以为没有必要,目前最重要的是分化国民政府,与蒋介石达成交易,至于西北,由于苏联和日本势必分别在外蒙及满蒙对其压制,实际,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。
当然,吴安平如果将解放军兵力东移,向河南、两湖及四川拓展空间,那又是另一番情形。不过此时,西北又将受到国民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双重牵制,在北伐这一大背景下,单纯军事占据优势,并不能保证可以完全将之转化为政治优势,而只凭军事没有政治,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可能有太大的前景的。
西北或许有的一套独特理论及体系,但就影响力而言,还远未能和国民政府及北京政府比拟。除非吴安平立意分裂中国,否则他的体系越健全完备,就越难与两个政府达成妥协。对北京政府来说,也许暂时只求井水不犯河水,但对国民政府而言,其更无可能接纳像西北这样具备完整实力的新团体。
同一时刻的北京城里,各国驻华外交官对西北其实也是在沸腾议论。有些国家的外交官对西北的关切程度,甚至还超过英美两国公使。毫无疑问,这所谓的有些国家,自然是指日本和苏联。
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从“坂西公馆”召来土肥原贤二,联合使馆一众参赞、武官,就目前的西北局势展开激烈讨论。
这时候,国民军虽还未与北洋奉系军队直接交手,但日本方面已判定,奉军绝不可能抵挡军怒涛一般的北伐攻势。日本担心的是,如果北伐联军迫近平津,战乱很有可能波及到“满洲”。为此,芳泽谦吉与土肥原贤二,一面急电面日本参谋本部派兵阻止联军北,一面对张作霖施加压力,逼迫其返回奉天,关起门来搞独立。
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虽是胡子出身,但大一统之心不死,对日本方面的建议置若罔闻,就是不愿离开平津。因此,芳泽谦吉与土肥原贤二对张作霖产生很大不满,在继续说服张作霖的同时,也开始在暗中准备应变手段。这些应变手段说穿了只有两个,一是直接派兵干涉北伐,二是促使奉系内部生变。
本来,冯玉祥的西北军虽与日本关系不睦,但这支军队在南口战败后,对奉军已构不成多大威胁,有另成体系的解放军牵制西北军及阎锡山的晋军,只要安国军能在华北、华中与军形成对峙,局面或许还不会像预想那么差。但此番西北大战不过旬日,解放军便异军突起,击溃、收编西北军,继而威压晋军,将势力深入到绥远,已直接威胁奉军右翼及满蒙安全,不由得芳泽谦吉与土肥原贤二不着慌。
虽然从北伐伊始,土肥原贤二领导的特务机关,就陆续为日本国内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,可谓劳苦功高,但正因为忽视了对解放军的谍报工作,所以在这次联席会议,土肥原贤二受到了强烈指责。芳泽谦吉对他也略有微辞,认为正是谍报机构的不作为,才致使前期制定的应对北伐的策略,几乎要完全推倒重来。
土肥原贤二只能连声“嗨咦嗨咦”,低头接受指责,不过等议题转回到如何应对此番西北变局之时,他却迅速提供了几个看去还不的方案,又赢得了一片“哟西哟西”的称赞声。
这个特务头子提议:强化日本在满蒙的军事存在;促成奉军和解放军的好乃至联合;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并用,将日本势力向西北逐步渗透,诱使吴安平将西北独立;派遣大量谍报人员进入西北,刺探情报之余,将解放军的针对目标导向苏联;以助其收复外蒙为名,促使西北与苏联形成军事对峙,减轻满蒙压力;等等。
且不说土肥原贤二的提议有无实现可能,最起码这些方案具备一定的合理性,芳泽谦吉等人随即在此基础,开始商议并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。土肥原贤二将先前忽视西北视为谍报机关的耻辱,在其格外卖力。
日本使馆的密议还在进行,同一时刻的苏联使馆内,却在同样激烈进行的讨论中,发生了一件小插曲。
国民政府确立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,并接受苏联近三千万金卢布军事援助,始有北伐战争如火如荼的进展,但国民党内部及国共之间矛盾重重,本就难以整合梳理,现国民政府又面临武汉、南昌迁都之争,这些扑朔迷离的变化,连身处其中的中国精英们都难以看透看清,苏联方面更难以预测大的前景如何。
而吴安平反苏、冯玉祥落败、解放军逼近新疆、外蒙,这正是乱添乱、急加急,阿列克谢?谢尔盖耶维奇?齐尔内赫虽然是苏联驻华大使,但面对这样的局面,一竟找不出丝毫的办法来应对。西北之变既有可能对中国的北伐大局构成影响,又对苏联在北亚及东北亚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,态势之综复杂,足以令任何有经验的人皱起的眉头。
此时,李大钊就在苏联大使馆内。这位中共创始人、北方区区委记,因受段祺瑞政府通缉,不得不躲入苏联大使馆军营暂避。谢尔盖耶维奇要讨论西北之事,不能不将李大钊请来。西北是苏联人的禁区,只有已入中国籍的白俄存在,由于中共反而可以自由活动,所以没李大钊的参与,这会就开不起来。
吴安平坚定反苏,肆意攻击其领袖,苏联人自然不会好以对。持强硬立场的人很多,甚至有共产国际的人提出,要让中共党员在那里广泛发动群众,建立工农武装,与大资本家吴安平展开坚决斗争。不过,李大钊的态度却有些为难,这让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许多人,都有些不满。
正是为改变国家贫弱、军阀割据、倍受侵略的现状,一些抱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,才几经艰难,选择了共产主义这条道路,成为了马列的信徒。从这个意义来说,共产党员同时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,只是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,这时期的共产党员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,又同时具备了国际主义者的思想特征。
国家与国际两种观念的纠葛、冲突,非但在共产国际中的苏联人身有所体现,在许多具有独立思想的中共党员身,同样时刻体现着这一两面性。李大钊能成为中共创始人,绝非一些被苏联洗脑的留学生可比,虽然两面性的问题也在他身存在,但要说他对共产国际盲听盲从,却又绝对是不可能出现的事。
通过宣侠父领导的中共甘肃特支委,李大钊对吴安平及西北形成许多矛盾印象,他能想象吴安平为何反对苏联,也大致能想象其为何对中共表示宽容,但反苏和不反共成为一体,就给他的许多决策造成了困扰,也使他面临共产国际方面的许多强大压力。中国人总希望中国变好,同理,苏联人对苏联也是这样,而共产国际掌握在苏联人手中,他只能沉默以对。
原本是要应对西北变局,由于李大钊的不坚定,调子便转为对他的批判。言论激烈者有之,同样沉默者有之,议论主题反被抛在九霄云外。
这时,有使馆的工作人员进来递过一封密电。谢尔盖耶维奇接过看了看,神情异样起来,他犹豫了一下,才将电报转交给了李大钊。李大钊接过一看,是刘伯坚、宣侠父、邓晓平联名发的,面只有四个字速来西峰”
这封电报自然在使馆内掀起新一轮波澜,但因为面几乎没提供可供分析的信息,究竟为何刘伯坚等人会发电让李大钊到西峰去,猜测虽多,但无论哪一种都有些异想天开,很不靠谱。李大钊自然也想不明白。
这些人绝不会想到,真实原因其实比他们认为的更为不靠谱。
一大批本不该这时出现却提早出现的籍、文献及研究资料,让刘伯坚三人的思想,陷入到了难以想象的混乱和冲突中。从未想象的广阔视角、生动详实的事件记录、多种思想的研究比较、各项制度的设想批判,等等等等,让他们困惑、恍然继而思考。然而,这一切如何反馈或要不要反馈到中共中央层面,却需要李大钊来做出决定。
需要说明的是,这封电报并不出自吴安平的主意。
吴安平要操心的事情很多,扔下几大箱,就转去忙碌别的,暂时顾不再与刘伯坚三人交流。连他也没想到,只间隔了一天,满眼血丝的宣侠父又主动找了来,要求利用军用电台向北京发密电,请李大钊到西峰来。这自然是吴安平乐意看到的,虽然宣侠父不愿提供密电码,但他还是拨付了一部军用电台给宣侠父用。
北京这些外国使馆发生的事,吴安平自然不可能,但西北将引发怎样的变化,他却是隐约有些猜想的。
不可避免,西北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大,但同样的,西北的实力也在急速提升,并且是一种裂变的速度在增长。无论哪一方站在西北的对立面,它所能看到的,永远都只是西北的,一个虽不遥远但已面目全非的。任其如何应对,计划总赶不变化,而西北的变化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,这如何又能跟?
吴安平已准备蛰伏,厚植西北的实力。但所谓蛰伏,只是他想留给外界对西北军事的相对印象,实际接下来一两年,西北将整个沸腾起来,工业、农业、工商、教育、交通、军事、水利、人口、民生等各个方面,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这些变化将深刻改变西北贫瘠的现状,并且深远影响中国的。
他有这个自信,也有这个力量。
现在已是冬天,个别地方已经出现降雪,但严寒不能冷却西北人的热情,大建设的序幕正在缓缓拉开,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而吴安平,同样也要尽快从繁杂的日常事务中脱身,投入到更为重要也更为隐秘的工作中去。夏听白那边已做好完全准备,只等他忙过这一阵便可动身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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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出发点不同,美国公使马慕瑞和英国公使麻克类,在对吴安平及其掌控的西北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态度这一问题,两人很难达成一致意见。美国放眼于长远的经济利益,而英国,则主要是想维持目前在中国的优势地位,一个主动,一个被动,虽然双方将尽可能保持行动一致,但具体到倾向采用手段,实质却各有不同。
但两人最起码达成一项共识,那就是吴安平已足够强大,具备牵扯中国军情政局变化的能力。对西北,英美两国都有些鞭长莫及,难以施加必要的影响,但马慕瑞认为无妨先与之接触,麻克类却以为没有必要,目前最重要的是分化国民政府,与蒋介石达成交易,至于西北,由于苏联和日本势必分别在外蒙及满蒙对其压制,实际,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。
当然,吴安平如果将解放军兵力东移,向河南、两湖及四川拓展空间,那又是另一番情形。不过此时,西北又将受到国民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双重牵制,在北伐这一大背景下,单纯军事占据优势,并不能保证可以完全将之转化为政治优势,而只凭军事没有政治,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可能有太大的前景的。
西北或许有的一套独特理论及体系,但就影响力而言,还远未能和国民政府及北京政府比拟。除非吴安平立意分裂中国,否则他的体系越健全完备,就越难与两个政府达成妥协。对北京政府来说,也许暂时只求井水不犯河水,但对国民政府而言,其更无可能接纳像西北这样具备完整实力的新团体。
同一时刻的北京城里,各国驻华外交官对西北其实也是在沸腾议论。有些国家的外交官对西北的关切程度,甚至还超过英美两国公使。毫无疑问,这所谓的有些国家,自然是指日本和苏联。
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从“坂西公馆”召来土肥原贤二,联合使馆一众参赞、武官,就目前的西北局势展开激烈讨论。
这时候,国民军虽还未与北洋奉系军队直接交手,但日本方面已判定,奉军绝不可能抵挡军怒涛一般的北伐攻势。日本担心的是,如果北伐联军迫近平津,战乱很有可能波及到“满洲”。为此,芳泽谦吉与土肥原贤二,一面急电面日本参谋本部派兵阻止联军北,一面对张作霖施加压力,逼迫其返回奉天,关起门来搞独立。
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虽是胡子出身,但大一统之心不死,对日本方面的建议置若罔闻,就是不愿离开平津。因此,芳泽谦吉与土肥原贤二对张作霖产生很大不满,在继续说服张作霖的同时,也开始在暗中准备应变手段。这些应变手段说穿了只有两个,一是直接派兵干涉北伐,二是促使奉系内部生变。
本来,冯玉祥的西北军虽与日本关系不睦,但这支军队在南口战败后,对奉军已构不成多大威胁,有另成体系的解放军牵制西北军及阎锡山的晋军,只要安国军能在华北、华中与军形成对峙,局面或许还不会像预想那么差。但此番西北大战不过旬日,解放军便异军突起,击溃、收编西北军,继而威压晋军,将势力深入到绥远,已直接威胁奉军右翼及满蒙安全,不由得芳泽谦吉与土肥原贤二不着慌。
虽然从北伐伊始,土肥原贤二领导的特务机关,就陆续为日本国内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,可谓劳苦功高,但正因为忽视了对解放军的谍报工作,所以在这次联席会议,土肥原贤二受到了强烈指责。芳泽谦吉对他也略有微辞,认为正是谍报机构的不作为,才致使前期制定的应对北伐的策略,几乎要完全推倒重来。
土肥原贤二只能连声“嗨咦嗨咦”,低头接受指责,不过等议题转回到如何应对此番西北变局之时,他却迅速提供了几个看去还不的方案,又赢得了一片“哟西哟西”的称赞声。
这个特务头子提议:强化日本在满蒙的军事存在;促成奉军和解放军的好乃至联合;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并用,将日本势力向西北逐步渗透,诱使吴安平将西北独立;派遣大量谍报人员进入西北,刺探情报之余,将解放军的针对目标导向苏联;以助其收复外蒙为名,促使西北与苏联形成军事对峙,减轻满蒙压力;等等。
且不说土肥原贤二的提议有无实现可能,最起码这些方案具备一定的合理性,芳泽谦吉等人随即在此基础,开始商议并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。土肥原贤二将先前忽视西北视为谍报机关的耻辱,在其格外卖力。
日本使馆的密议还在进行,同一时刻的苏联使馆内,却在同样激烈进行的讨论中,发生了一件小插曲。
国民政府确立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,并接受苏联近三千万金卢布军事援助,始有北伐战争如火如荼的进展,但国民党内部及国共之间矛盾重重,本就难以整合梳理,现国民政府又面临武汉、南昌迁都之争,这些扑朔迷离的变化,连身处其中的中国精英们都难以看透看清,苏联方面更难以预测大的前景如何。
而吴安平反苏、冯玉祥落败、解放军逼近新疆、外蒙,这正是乱添乱、急加急,阿列克谢?谢尔盖耶维奇?齐尔内赫虽然是苏联驻华大使,但面对这样的局面,一竟找不出丝毫的办法来应对。西北之变既有可能对中国的北伐大局构成影响,又对苏联在北亚及东北亚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,态势之综复杂,足以令任何有经验的人皱起的眉头。
此时,李大钊就在苏联大使馆内。这位中共创始人、北方区区委记,因受段祺瑞政府通缉,不得不躲入苏联大使馆军营暂避。谢尔盖耶维奇要讨论西北之事,不能不将李大钊请来。西北是苏联人的禁区,只有已入中国籍的白俄存在,由于中共反而可以自由活动,所以没李大钊的参与,这会就开不起来。
吴安平坚定反苏,肆意攻击其领袖,苏联人自然不会好以对。持强硬立场的人很多,甚至有共产国际的人提出,要让中共党员在那里广泛发动群众,建立工农武装,与大资本家吴安平展开坚决斗争。不过,李大钊的态度却有些为难,这让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许多人,都有些不满。
正是为改变国家贫弱、军阀割据、倍受侵略的现状,一些抱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,才几经艰难,选择了共产主义这条道路,成为了马列的信徒。从这个意义来说,共产党员同时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,只是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,这时期的共产党员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,又同时具备了国际主义者的思想特征。
国家与国际两种观念的纠葛、冲突,非但在共产国际中的苏联人身有所体现,在许多具有独立思想的中共党员身,同样时刻体现着这一两面性。李大钊能成为中共创始人,绝非一些被苏联洗脑的留学生可比,虽然两面性的问题也在他身存在,但要说他对共产国际盲听盲从,却又绝对是不可能出现的事。
通过宣侠父领导的中共甘肃特支委,李大钊对吴安平及西北形成许多矛盾印象,他能想象吴安平为何反对苏联,也大致能想象其为何对中共表示宽容,但反苏和不反共成为一体,就给他的许多决策造成了困扰,也使他面临共产国际方面的许多强大压力。中国人总希望中国变好,同理,苏联人对苏联也是这样,而共产国际掌握在苏联人手中,他只能沉默以对。
原本是要应对西北变局,由于李大钊的不坚定,调子便转为对他的批判。言论激烈者有之,同样沉默者有之,议论主题反被抛在九霄云外。
这时,有使馆的工作人员进来递过一封密电。谢尔盖耶维奇接过看了看,神情异样起来,他犹豫了一下,才将电报转交给了李大钊。李大钊接过一看,是刘伯坚、宣侠父、邓晓平联名发的,面只有四个字速来西峰”
这封电报自然在使馆内掀起新一轮波澜,但因为面几乎没提供可供分析的信息,究竟为何刘伯坚等人会发电让李大钊到西峰去,猜测虽多,但无论哪一种都有些异想天开,很不靠谱。李大钊自然也想不明白。
这些人绝不会想到,真实原因其实比他们认为的更为不靠谱。
一大批本不该这时出现却提早出现的籍、文献及研究资料,让刘伯坚三人的思想,陷入到了难以想象的混乱和冲突中。从未想象的广阔视角、生动详实的事件记录、多种思想的研究比较、各项制度的设想批判,等等等等,让他们困惑、恍然继而思考。然而,这一切如何反馈或要不要反馈到中共中央层面,却需要李大钊来做出决定。
需要说明的是,这封电报并不出自吴安平的主意。
吴安平要操心的事情很多,扔下几大箱,就转去忙碌别的,暂时顾不再与刘伯坚三人交流。连他也没想到,只间隔了一天,满眼血丝的宣侠父又主动找了来,要求利用军用电台向北京发密电,请李大钊到西峰来。这自然是吴安平乐意看到的,虽然宣侠父不愿提供密电码,但他还是拨付了一部军用电台给宣侠父用。
北京这些外国使馆发生的事,吴安平自然不可能,但西北将引发怎样的变化,他却是隐约有些猜想的。
不可避免,西北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大,但同样的,西北的实力也在急速提升,并且是一种裂变的速度在增长。无论哪一方站在西北的对立面,它所能看到的,永远都只是西北的,一个虽不遥远但已面目全非的。任其如何应对,计划总赶不变化,而西北的变化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,这如何又能跟?
吴安平已准备蛰伏,厚植西北的实力。但所谓蛰伏,只是他想留给外界对西北军事的相对印象,实际接下来一两年,西北将整个沸腾起来,工业、农业、工商、教育、交通、军事、水利、人口、民生等各个方面,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这些变化将深刻改变西北贫瘠的现状,并且深远影响中国的。
他有这个自信,也有这个力量。
现在已是冬天,个别地方已经出现降雪,但严寒不能冷却西北人的热情,大建设的序幕正在缓缓拉开,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而吴安平,同样也要尽快从繁杂的日常事务中脱身,投入到更为重要也更为隐秘的工作中去。夏听白那边已做好完全准备,只等他忙过这一阵便可动身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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